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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艷麗、盧愿光律師成功辦理朱某買賣合同糾紛案二審改判案例
            時間:2021-06-17

            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

            2020)粵01民終24575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朱某豪,男,1998年某月某日出生,住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

            委托訴訟代理人:鄧艷麗,廣東天穗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盧愿光,廣東天穗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廣州某誠國際汽車貿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

            法定代表人:黃某賓,總經理。

            委托訴訟代理人:王某豪,廣東國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訴訟代理人:鄺某羽,廣東國某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朱某豪因與被上訴人廣州某誠國際汽車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誠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2020)粵0106民初10897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上訴人朱某豪的委托訴訟代理人鄧艷麗、盧愿光,被上訴人某誠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王爍豪、鄺小羽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朱某豪上訴請求:1.撤銷一審判決,對本案予以改判,判決駁回某誠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2.請求判決某誠公司承擔本案一審、二審全部訴訟費用。事實與理由:(一)一審法院認定朱某豪某誠公司存在買賣合同關系屬于認定事實錯誤。朱某豪某誠公司之間不存在買賣合同關系,案涉車輛是朱某豪的姐夫購買的,只是借用朱某豪的名義對外辦理相關貸款按揭手續。某誠公司法定代表人黃賓賓也是朱某豪的姐夫聯系的,由黃賓賓負責協助辦理購車的貸款手續。朱某豪某誠公司簽訂的《購車合同》是黃賓賓以辦理購車的貸款手續的名義讓朱某豪簽訂的,朱某豪簽訂該份合同的時候合同內容都是空白的,合同上面的手寫內容是某誠公司為了訴訟單方填寫的,直到收到一審法院的訴訟材料朱某豪才知道合同上面的內容,之前一直不知情,也不清楚具體的金額。朱某豪真實意思表示是委托某誠公司代為辦理貸款手續,所以才會在空白合同上簽名。如果朱某豪真實的意思表示是向某誠公司購買車輛,價格是最核心的條款,朱某豪不可能在不清楚購車價格的情況下就簽署購車合同。結合上述情況,朱某豪某誠公司不具有簽訂買賣合同的合意,不存在買賣合同關系,雙方之間存在類似居間服務的關系。(二)一審法院認定某誠公司收取的高額購車差價及其他費用是合理費用屬于認定事實錯誤。案涉購車合同屬于格式合同,合同金額是某誠公司單方填寫,合同總價為261900元,費用類別包括車輛售價、購置稅費用、上牌費用、保險費用、4S店按揭費用、貼息、第二份保險、增值稅、按揭費用。從某誠公司一審提交的證據來看,其向廣東廣恒汽車銷售有限公司購車的費用僅為207556元,實際上其僅僅支付了首付97556元,剩下的110000元是以朱某豪名義貸款支付的,所有貸款和手續費也是朱某豪承擔。一部價值20萬左右的汽車,差價竟然如此之大,已經遠遠超出合理費用的范疇。購車合同上列明的各項費用實際上是高額手續費,而非中間商賺取的合理差價。(三)一審法院認定朱某豪尚欠某誠公司購車款125400元屬于認定事實錯誤。首先,從前述論述可知,朱某豪某誠公司之間不存在買賣合同關系,所以朱某豪也不可能拖欠某誠公司的購車款。其次,某誠公司主張的該部分費用實際包含了高額的手續費,該部分費用不應得到支持。最后,就算從案涉購車合同表面內容來看,購車款中的24萬元需要先向銀行貸款再分期還款,貸款期限為3年。某誠公司未能協助朱某豪辦理第二筆13萬的貸款,其要求朱某豪一次性支付該部分費用無事實和法律依據。(四)一審法院適用法律錯誤,請求二審法院依法予以糾正。朱某豪某誠公司之間不存在買賣合同關系,某誠公司的訴訟請求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依法應當被駁回。一審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作出一審判決,屬于適用法律錯誤。綜上所述,特提起上訴,望判如所請。

            某誠公司辯稱,本案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法應當予以維持。(一)在案證據充分證明本案雙方存在簽訂買賣合同的真實合意,買賣關系合法有效。朱某豪所述案涉汽車為其姐夫購買、其姐夫借用其名義辦理貸款手續、某誠公司偽造合同等主張,均與在案證據相矛盾,顯然系為逃避債務作出不實陳述。朱某豪認可合同上簽名為其本人親筆簽名,合同對于案涉車輛型號、顏色、價格明細等作出明確約定,從合同內容及朱某豪本人簽名可以看出,朱某豪對于購車合同約定內容是確認且接受的,買賣合同關系合法有效。結合某誠公司在一審階段提交的汽車代購協議、首付款支付記錄、微信聊天記錄截圖、提車視頻等證據,亦足以證明朱某豪系出于真實意思表示向某誠公司購買車輛,某誠公司在與朱某豪達成買賣合意后,購入車輛再向朱某豪銷售,并協助朱某豪辦理了第一筆貸款、協助朱某豪辦理提車、過戶、上牌等事宜。其中,某誠公司與朱某豪微信聊天記錄截圖明確顯示,2018年12月21日,某誠公司協助朱某豪辦理貸款時,朱某豪某誠公司:“大概什么時候能有車拿?”,2019年1月22日,朱某豪再次問到:“多久可以拿車呀?宜家確定可以放款了,我想拿部車先”;2019年1月27日,朱某豪問:“明天幾點去拿車?”,若如朱某豪所稱,其真實意思表示并非購買車輛,無法解釋其三番幾次催促提車。朱某豪上訴認為如其真實意思是購買車輛,則不可能不清楚購車價格就簽署合同,其該項主張恰恰無視了案件事實和常理,案涉購車合同簽訂時間為2019年1月22日,但朱某豪早在2018年12月21日便何時提車,簽訂合同當天又再次詢問,足以證明合同簽訂之前至簽訂當天朱某豪始終存有購車意愿。此外,2019年1月7日某誠公司將成功辦理第一筆貸款的短信截圖發送給朱某豪,2019年1月25日通知朱某豪提車,2019年2月14日向朱某豪發送購車發票。朱某豪主張案涉車輛為其姐夫購買,卻未提交證據證明。(二)涉案購車合同已經明確約定車輛價格,雙方已簽名確認。根據購車合同及汽車代購協議顯示,某誠公司購入車輛價格為190113元,向朱某豪銷售車價為196000元,中間差額5887元,中間產生價格差是正常、合理的中間商差價。合同明確約定的購置稅費用、上牌費用、保險費用等手續費,均為朱某豪購車所產生的必要成本,并非某誠公司所賺取的利潤。朱某豪購車為零首付全額貸款,合同對車輛售價以及各項手續費作出了明確約定,對于因此所產生的按揭等各項費用,朱某豪是知情且認可的。(三)某誠公司一審階段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截圖顯示,朱某豪在完成提車、上牌等事宜后,面對某誠公司的多次催款通知,仍拒絕付款,甚至以其姐夫不讓其付款為由拒絕付款,其姐夫在協商過程中亦多次反復,最終拒絕支付車款。直至本案一審、二審階段,朱某豪在未能提交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始終以雙方不存在買賣關系為由拒絕支付車款,已嚴重違反合同約定。

            某誠公司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1.判令朱某豪支付某誠公司購車款135400元及利息(從2019年5月11日之日起計至付清款日止,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2.判令朱某豪承擔一審案件受理費。

            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某誠公司為證明其主張向一審法院提供如下證據:證據1.購車合同(賣方黃賓賓即某誠公司法定代表人簽名,買方朱某豪簽名,日期2019年1月22日,所購車輛奧迪Q3,車輛售價196000元,總價261900元-貸24萬元=補5400元+自付購置稅16500元),證明某誠公司、朱某豪買賣關系及車輛價格。證據2.聊天記錄截圖,證明某誠公司向朱某豪索要剩余款項時,朱某豪不肯返還的事實。證據3.汽車代購協議(黃賓賓與廣東廣恒汽車銷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簽訂,所購車輛奧迪Q3,車價207556元,包括車輛售價190113元,貸款11萬元、首付97556元按揭費用、手續服務費等),證明某誠公司系涉訴車輛的所有權人。證據4.光盤(微信主體信息、提車的視頻和相關提車的聊天記錄、某誠公司協助朱某豪上牌相關事宜聊天記錄)。證據5.微信聊天記錄,2018年12月23日某誠公司發送客戶征信查詢資料要求朱某豪填寫,2019年1月7日某誠公司發送成功貸款11萬元截圖,1月9日某誠公司告知第一期供款。1月22日朱某豪催促提車,某誠公司回復放款出來才行。1月25日某誠公司通知提車,后發送購車發票車價192000元。2月16日某誠公司催付尾款5400元,朱某豪回復還沒回來,其姐暫時沒錢。5月11日朱某豪稱家里出了事,暫時走不開,某誠公司催促付款十幾萬元,朱某豪明確其只是用其名額出車給其姐非其使用,有事直接找他。某誠公司稱車是你的名,貸款及購車合同也是你簽。6月28日某誠公司發送車輛報價及欠款數額,朱某豪回復已報警備案,一定要打官司。證明雙方有買賣車輛的合意。

            朱某豪發表質證意見如下:對證據1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有異議,對購車合同的簽名真實性確認。該份證據不能證明朱某豪某誠公司購買了車輛以及車輛的價格。涉案車輛是朱某豪的姐夫為朱某豪購買的,買車的時候朱某豪的姐夫找了黃賓賓幫忙辦理購車的貸款按揭手續,購車合同是黃賓賓以辦理貸款手續的名義叫朱某豪簽訂的,朱某豪簽訂該份合同的時候內容都是空白的,上面的手寫內容都是某誠公司為了本次訴訟而制作上去的。對于合同中的簽訂日期2019年1月22日朱某豪2019年1月10日就已經為車輛供款,所以不可能在1月22日才簽訂這份合同,該日期是某誠公司偽造上去的。內容中的車輛價款是196000元,但貸款卻是24萬元,明顯與事實不符。對證據2.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均有異議,確認是朱某豪的微信,內容的記錄并不完整,比較片面。微信上的聊天內容朱某豪曾多次提出與黃賓賓交涉的是朱某豪的姐夫,不是朱某豪,朱某豪對具體情況不清楚,對某誠公司的無理催款朱某豪已經報警備案。某誠公司多次強調讓朱某豪還錢,稱朱某豪拿了他的錢,而卻不是說朱某豪要了他的車,某誠公司在起訴狀陳述的是,把自己的車輛轉讓給朱某豪,該說法相互矛盾。對證據3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有異議。朱某豪對協議的具體情況并不知情況。黃賓賓是這份合同的簽訂主體,而不是某誠公司,某誠公司不是本案的適格主體。協議中并沒有明確顯示交易中的車輛就是本案的車輛。單憑這份代購協議無法證明某誠公司就是涉案車輛的所有人,因為這份協議不是有效的產權憑證。對證據4的真實性、合法性沒有異議,但只能證明黃賓賓協助辦理車輛過戶手續,不能證明雙方存在買賣關系及欠款存在。

            朱某豪出示如下證據:證據1.機動車登記證,證明朱某豪是涉案車輛的第一所有人,車輛是直接向4S店購買的,不是向某誠公司購買的,某誠公司所陳述的與事實不符。證據2.銀行流水,證明朱某豪堅持每月償還車貸,購車款現已基本付清。證據3.發票一份,證明購車金額非某誠公司所述且車非向其購買。

            某誠公司質證意見如下:對證據1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確認。對證據2真實性無異議,不影響某誠公司起訴朱某豪車貸的。對證據3真實性無異議,該發票可以證明向某誠公司購車。

            庭審時,朱某豪明確不能提供其向他人購車、付首期購車款的相關證據。

            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爭議在于某誠公司、朱某豪是否形成車輛買賣關系及具體價格。從某誠公司提供的證據顯示,朱某豪某誠公司法定代表人黃賓賓簽訂《購車合同》,黃賓賓作為某誠公司法定代表人,其經營行為代表公司行為,某誠公司據該合同主張權利符合法律規定,一審法院予以支持。

            對于上述合同的簽訂,朱某豪明確屬于其本人的簽名,但認為該合同僅屬于其購買車輛后由某誠公司代辦貸款手續,并不形成買賣關系。但從該合同的內容表述,足以認定朱某豪某誠公司的購車關系成立,且明確車輛的價格明細,其中明確車輛售價196000元與某誠公司向車行購車價190113元差額5887元屬于中間商所賺差價相符。而本案購車合同,另明確貸款為全額貸款無需支付首期款項,故收取相應的按揭費用也屬于雙方的意思表示。另從某誠公司提供的購車合同、汽車代購協議及購車首期付款憑證、貸款辦理資料等證據材料,已形成完成的證據鏈確定某誠公司購車后再向朱某豪銷售車輛,并由某誠公司辦理車輛過戶及貸款手續?;?/span>某誠公司在辦理貸款過程中,僅完成了11萬元,另13萬元貸款未能最終辦理,且有合同約定補款5400元合計135400元,朱某豪未予實際支付。由于某誠公司未能協助朱某豪辦理第二筆貸款,故涉及該部分貸款的服務費用應予扣減并承擔一定的違約責任,該額度以1萬元為宜,某誠公司所訴作相應調整為125400元?;陔p方未就不能繼續貸款部分的款項歸還達成合意,應自朱某豪拒絕還款日2019年6月28日的次日起計收逾期付款利息。

            朱某豪認為涉案車輛由其自行購買,卻不能提供基礎購車資料,包括車輛銷售機構或人員、購車合同和付款憑證等,不足以確定向其他機構或個人購買。另朱某豪抗辯車輛屬于其姐夫以其名義購買,但其并未提供相關證據證實,其姐夫的聯系僅對于某誠公司追收欠款時的異議提出,并不能否定實際購買人或上述《購車合同》的相對方,故朱某豪抗辯理由不成立,一審法院不予采納。

            綜上所述,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四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六十條、第一百零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于2020年9月9日判決:一、朱某豪于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內,償付某誠公司款125400元及利息(按本金125400元,自2019年6月29日起計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自2019年8月20日起計至款項清付之日止,按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計);二、駁回某誠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如果未按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一審案件受理費3098元,由某誠公司負擔198元,朱某豪負擔2900元。財產保全費1220元,由朱某豪負擔。

            經審查,本院對一審查明事實予以確認。

            二審期間,各方當事人均未提交新證據。

            本院二審查明如下事實:《購車合同》付款方式條款中約定:A、廠家指導價246900元/臺,B、車輛售價196000元,C、購置稅費用16500元(國稅/地稅),D、上牌費用6000元(不含路橋費/油費),E、保險費用10000元(商業/交強險),F、精品加裝:4S店按揭6500,貼息6000,第二份保險6300,增值稅票5000,I、貸款金額24萬,J、按揭費用4%=9600元,M、貸款期限3年??偤嫌?59900+2000,總價267900-貸24萬=補5400元+購置稅自付16500。對于上述費用,朱某豪認為:上牌費用大概3000元左右,保險費用以發票為準,按揭和貼息是重復的,貼息并沒有發生,增值稅沒有產生,購車合同D、F、J項、第二份保險、增值稅費均不存在;雙方基本是按照汽車代購協議里的預算費用執行,發票是蘇州潤星豐汽車銷售有限公司開具,朱某豪與蘇州潤星豐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存在買賣合同關系。某誠公司表示,上牌費用、購置稅、保險、精品加裝等都是朱某豪的購車成本,某誠公司利潤只有5萬元;不清楚簽訂購車合同時哪些費用已經發生;實際發生的保險費用、貼息、上牌費用等需庭后核實。庭后,某誠公司向本院提交書面情況說明稱:某誠公司對案涉《購車合同》及《汽車代購協議》中價格部分:1.在雙方簽訂合同后,某誠公司積極履行合同義務,協助朱某豪辦理提車、上牌等手續,并支付相關新車落地費用(上牌費用、保險費用等)。在一審多次要求朱某豪提供購車憑證時,朱某豪始終未能提交任何能證明其除承擔第一筆貸款11萬元外的其他付款憑證。若非某誠公司代為支付相關新車落地費用,車輛相關手續必然無法成功辦理,車輛亦無法上路行駛,但朱某豪2019年1月提車至今,正常使用車輛已近兩年。所以,某誠公司除支付首付款97556元外,是實際協助朱某豪辦理車輛相關手續,并為其墊付其他正常的新車落地費用的,事實真實存在,否則,朱某豪也不可能正常使用車輛至今。2.由于發生時間較久,且某誠公司未對支付憑證未予以保存,除首付款支付憑證外,某誠公司暫無法找到其他墊付費用的憑證。3.某誠公司一審提交的證據微信聊天記錄中,曾將保險單發送給朱某豪,朱某豪某誠公司代付代繳保險費等事實知情且認可。

            某誠公司一審提交的《汽車代購協議》付款方式條款約定:A、廠家指導價246900元/臺,B、車輛售價190113元,E、保險費用4445.23元,I、貸款金額110000元,J、按揭費用3000元,L、按揭利息總計5698元,N、手續費/墊資費1000元,O、其他服務費3300元,P、首付97556元,總合計207556元。

            二審中,朱某豪陳述,涉案合同屬于委托貸款合同關系,但合同條款中無法體現,也沒有其他證據可以體現委托貸款的意思;委托某誠公司是因其稱有社會資源,貸款比較方便;之所以不向4S店購車及向銀行申請貸款,是因比4S店的首付款要低一點,且直接貸款最多只能貸一半,通過某誠公司辦理貸款可以零首付;車輛是去廣東廣恒汽車銷售有限公司選的,買賣合同關系相對方以發票為準。某誠公司陳述,其向上游賣家墊付了首付款,為購車支付的成本包括首付款97556元,并協助朱某豪辦理上牌、保險等服務。

            本院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圍繞當事人的上訴請求進行審理”的規定,二審案件的審理應當圍繞當事人上訴請求的范圍進行。綜合各方的訴辯意見,本案爭議焦點主要為朱某豪某誠公司之間是否存在買賣合同關系,某誠公司請求朱某豪支付購車余款是否成立及金額認定問題。關于上述爭議焦點,本院分析認定如下:

            首先,朱某豪主張上訴涉案車輛是其姐夫購買,但涉案《購車合同》是以其名義簽署,車輛現登記所有權人及發票所載的購買方均為朱某豪,朱某豪該項上訴理由沒有證據足以證實,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朱某豪上訴主張其與某誠公司簽訂《購車合同》是為辦理貸款手續。對此,《購車合同》條款中難以反映出簽約雙方存在委托辦理貸款的意思,某誠公司一審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亦可見,關于車輛交付、合同、發票、貸款辦理、上牌等車輛交易事項,朱某豪始終與某誠公司進行協商。反之,朱某豪在本案中提交機動車登記證、向一汽汽車金融有限公司還貸的銀行流水、購車發票,以證明其并非向某誠公司購車。但某誠公司一審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可見某誠公司向朱某豪告知關于一汽金融還貸事宜、向朱某豪發送購車發票照片,至于機動車登記,為車輛所有權轉移的對抗要件,不足以決定車輛買賣合同關系的相對方。據此,上述證據均不足以證實朱某豪是另行向案外人購買車輛,一審法院認定本案雙方存在買賣合同關系并無不當,本院予以確認。

            再次,關于某誠公司請求支付的車輛余款。對此,雙方在《購車合同》中約定的車輛交易總價為261900元,根據本院二審查明的事實,該價款是包含車輛售價、稅費、服務費、保險等等款項在內的綜合價款,故對其中屬于費用的部分,應當審查相關費用是否實際發生、其產生是否合理。審查其中所涉各部分款項:車輛售價196000元雖然高于某誠公司代購價款190113元及購車發票所載價款192000元,但溢價部分并無明顯過高情形,屬于合理差價,本院予以采信;購置稅費用已由朱某豪自行支付,與本案處理無關;上牌費用6000元屬于購買車輛合理開支,從雙方聊天記錄來看朱某豪亦與某誠公司溝通上牌事宜,故該筆款項本院予以采信;保險費用發生雖屬交易常理,但《購車合同》中載明的10000元高于《汽車代購協議》所載的4445.25元,某誠公司不能舉證證實其代為辦理保險所支付的保險費10000元,故本院認定應以4445.25元為準,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4S店按揭費用6500元,沒有超過《汽車代購協議》所載的按揭費用、手續費/墊資費、其他服務費之和7300元,本院予以采信;貼息6000元、第二份保險6300元、增值稅票5000元,并無具體指向,也沒有證據證實已經實際發生或已退還給朱某豪,故上述三筆費用本院不予支持;按揭費用9600元,一審法院已認定予以扣減并承擔部分違約責任合計1萬元,本院亦予以維持。綜上,朱某豪仍需向某誠公司支付102545.25元。因上述金額已經包含按常理購車所需支付的部分服務費用,且朱某豪二審中亦認可通過向某誠公司購車可實現“零首付”目的,故朱某豪上訴主張上述車輛綜合價款高于車輛代購價款,理據不足,本院不予采信。

            綜上所述,朱某豪的上訴請求和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部分不清,本院予以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2020)粵0106民初10897號民事判決第二項;

            二、變更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2020)粵0106民初10897號民事判決第一項為:朱某豪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內,向廣州某誠國際汽車貿易有限公司支付102545.25元及利息(利息以102545.25元為基數,自2019年6月29日起計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自2019年8月20日起計至款項清付之日止,按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計);

            三、駁回廣州某誠國際汽車貿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一審案件受理費3098元,由廣州某誠國際汽車貿易有限公司負擔756.82元,朱某豪負擔2341.18元。財產保全費1220元,由朱某豪負擔921.96元,由廣州某誠國際汽車貿易有限公司負擔298.04元。二審案件受理費2932.39元,由廣州某誠國際汽車貿易有限公司負擔507.93元,由朱某豪負擔2424.46元。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陳 丹

            審判員 楊 凡

            審判員 練長仁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書記員 張 露

                                                         李泳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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